（20190529 写在回程飞机上）
四月初收到戛纳三日项目的确认信后，身体忽然被微小的病症所纠缠。嘴角起了疱疹，持续半个月仍未痊愈，四肢皮肤因过敏反应而发痒，口罩成了忠实的出行伴侣。
这类没什么大碍但又很难摆脱的小病，导致一种文火慢炖的煎熬，让你真实地感到难受，却又觉得说出来矫情，只能在深夜默默怀疑人生。
也因此，在朝圣电影之外，对五月这一星期的旅程还抱有一种并无落脚点的期待，希望这次对现实生活的短暂逃离，能给某些病症提供解药。所谓“换个水土”的古老玄学。
刚到戛纳的下午，和嘉嘉老师在电影宫前自拍第一个视频时，把戴着的口罩摘了下来。要治病，先要坦诚地面对它。
第二个观影日的上午看了《隐秘的生活》。片子延续了泰伦斯·马利克近几部作品的风格，广角仰拍镜头提供一种寓于自然万物之中的上帝视角，散文式叙事配上诗意旁白和抒情音乐，给人以沉浸和省思的空间。三小时的观影是一段神游的过程，不是走神的神游，是以剧情和人物为起点的发散。
故事里的奥地利士兵拒绝加入纳粹德国军队，随即被盖世太保投入集中营，与妻子离散，身心受到折磨。在我的国家，这样的事情一直在发生，过去很多，现在很多，将来也不会少。那些不愿被洪流裹挟的异见者，在好的时代他们有生存的空间，在不好的时代他们被捂住嘴，被剥夺自由，被自己的国家流放。
自由可贵，如同空气和水。在相对自由的地方，人的选择不会被他人干涉，不会被更高的意识形态绑架。在相对不自由的地方，控制深入生活的每个角落，主流之外的事物和思想没有生存空间，单一价值观下人们相互倾轧，在残酷的丛林中踩着别人向上爬，为了求得暂时的安稳。
成长在渐趋自由开放的环境下的一代人，容易抱有脆弱的乐观。面临急转直下的滑坡和无法左右的回潮，这种乐观也很容易破碎，变成脆弱的悲观。
话说回来，作为一个影迷，能短暂地体验在戛纳看电影的自由，已经觉得人生不会有更快乐的事了。即使还有听起来更宏大的目标，最终仍然要落实在精神上：拥有精神食粮不断供的自由。
听起来“胸无大志”，不是吗？
我意识到，承认自己的胸无大志，是过好生活的第一步。长期生活在对没有方向的人并不友好的环境，忘了这不该是一种必然。逃离这种环境，进入一个没有人管你，也没有人管你做什么的环境，才能重新意识到自己想要什么。生活方式是自己的选择，而不是优胜劣汰的排次。
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无知，承认自己曾试图掩盖这种无知。假装掌握不理解的知识，玩弄不甚了解的概念，确实不止一次做过这样的事，太累，本质上还是害怕露怯。有什么水平就说什么话，虽然看自己的表达仍会觉得幼稚和浅薄，但这是真实的我。
接受自己是个内向者的事实。我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内向者，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中，都觉得社交是消耗，靠独处才能自我补给。一直尝试做称职的倾听者，尽力照顾别人的需求，却因相同原因怕给他人造成负担，没有动力和意愿去自我袒露。另一方面，很多人觉得我有距离感，因为我不曾主动介入他们的生活，也没有维持有效的互动。久而久之，绝大部分关系停留在点赞之交的程度。事实上，对内向者而言，在单面镜做成的壳子里，也能自得其乐。即使外面看不进来，仍愿意远远地为外面朋友们的生活喝彩。接受这个状态，选择合适的生活方式，把它利用好。
继续相信那些让我成为我的基本价值。笃信我们应该为自由平等公正的世界而努力。保有善良、怜悯、同理心，支持弱者，勇敢发声。这些从家庭教育和自我教育中获得的价值，是从心底里流出的东西，我不能否认它们的存在。即便人微言轻，即便被斥为伪善、软弱、幼稚、无病呻吟，又与我何干。
治病的药方其实早就想好了，那就是对自己诚实。如果不在乎别人怎么想，就不要强迫自己在乎，同时积累足够的底气，让自己不在乎。
在戛纳的72小时，这条人生线索似乎真正地打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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